回 憶 潘 承 洞

中科院院士、數學所研究員 王元

陳景潤才走了一年多，潘承洞又走了。留下了一片空白，一片凄涼。

我是1952年在浙江大學畢業，由政府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工作的。1953年秋進入數論組，師從華羅庚先生研究數論。

承洞正是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1954年他選擇了閔嗣鶴先生的數論專門化。這時，我們成了同行，就認識了。他剛20歲，我比他大4歲。閔先生鼓勵他的學生與數學所數論組的人交流，多向華羅庚先生學習。他們常來數學所參加華先生領導的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得到了華先生的指導與熏陶。數學所數論組的年輕人也把閔先生看成老師，常向他請教。

承洞性格開朗，心胸開闊，襟懷坦白。他還有一大優點，就是淡泊名利，不與人爭。這在數學界是有口皆碑的，所以他有眾多朋友。我很喜歡與他交往，我們愈來愈熟了，彼此感到在一起時很舒暢。

承洞于1956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繼續留校做研究生。承洞很有才華，在他做學生的時候，就有突出的表現。

1957年"反右"，之后就是"大躍進"，1958年夏天又開展了以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黨總支書記齊民友而引發的所謂 "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景潤作為一個最"頑固"的"小白旗"被調到大連化學所去從事他所不懂的專業，直到幾年之后才被落實政策調回數學所工作。數學所數論組的其他人也都受到沖擊，說他們搞"理論脫離實際"的東西。哥德巴赫猜想更被說成是"洋人"、"古人"、"死人"的"垃圾"，他們紛紛改行了。轟轟烈烈的數論研究就這樣沉靜下去了。當時承洞是在校研究生，他還繼續當他的學生。

1961年，承洞研究生畢業了。像他這樣可能已被劃為內部掌握的"白旗"了。北京沒有單位要他，他被分配到濟南山東大學去工作。我為他離開北京良好的研究環境而難過，我們依依相別了。

幸好山大領導不僅未歧視他，而且還相當看重與照顧他，使他能在山大繼續從事"理論脫離實際"的解析數論研究工作。這時他已被哥德巴赫猜想迷住了。他給我寫了很多信件，將他的結果不斷告訴我。當一個數學家做過一件工作而受到阻礙后，往往輕易不會相信這件工作還會有進展，這是對自己的迷信與偏見。我在證明了（2，3）之后，就陷入這種思維的怪圈之中。所以我不相信承洞的結果，每每予以反駁，承洞再加以解釋，彼此的信都寫得很長。最后在無可爭辯的情況下，我還是承認了承洞的（1，5）。這段時間，承洞總共給我寫了六十幾封信，而他給未婚妻淑英大概只寫了兩封信，可見其拼搏之激烈。

最后，我承認了（1，5）。這之后承洞又證明了（1，4）。1965年，龐比尼與阿·維諾格拉多夫獨立地證明了（1，3）。1966年，景潤證明了（1，2），又將哥德巴赫猜想的記錄奪回到中國數學家的手中了。一個日本學者說："在五六十年代，中國的解析數論著實光輝了一下"，指的就是景潤與承洞。

山大為承洞的成就而感到喜悅。1963年，山大校慶期間，數學系請了三個客人，除夏道行是山大校友外，閔先生與我顯然都是為潘承洞而受到邀請的。這是我參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我們被安排在濟南火車站附近的山東賓館之中。那時還處困難時期，每天能吃飽吃好，住的也很舒服，真是福氣了。我慶幸承洞在山東時工作與生活都很愉快。

接著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未見過面，當然也不敢見面，一晃就是十幾年。

1976年，"十年浩劫"結束了。數學所于當年就召集全國各著名大學派代表來數學所商談"如何恢復數學研究"，"如何制定各個數學領域的發展規劃"，"如何在全國分工布局"等重大問題。一句話，怎樣把損失的光陰追回來。承洞與我終于又見面了。大家沒有興趣談這些年的遭遇，我們都憧憬著美好的明天。他給我帶來了兩斤花生米，那時北京每戶每月只配給兩斤蔬菜，每人半斤肉，我已記不得最后一次吃花生米是何年何月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1979年8月，我們都應邀參加了在英國達爾姆召開的解析數論國際大會。同時應邀的還有華老與景潤。景潤未能去，華老與我從歐洲其他地方先期到達了。承洞見到我們時高興極了。承洞與我都是第一次出國，在異國他鄉能碰見老朋友該多高興啊 。這一周，每天我們都去華老屋里，促膝談心，傍晚一起散步，同桌吃飯。承洞與我都被安排在全會上作報告。1979年12月30日《光明日報》上登有林海采訪華老后寫的文章，文章說"王元與潘承洞在會上作了報告，不少人用"突出的成就'、'很高的水平'等評語，贊揚中國數學家在研究解析數論方面所做的努力。一些白發蒼蒼的數學家向華羅庚教授祝賀，祝賀中國老一輩的數學家培養了這樣出色的人才"。早在達爾姆會議之前三個月之中，我就在法國與原西德多次做報告，介紹景潤與承洞的成就，在孤立狀態下的中國數學家所作出的成績，贏得了外國同行的高度尊重。

1980年夏天，承洞安排我與一些較年輕的解析數論學者十多人去青島進行學術交流與度假。我們住在海邊北海修船廠的招待所里。上午討論，做研究，下午游泳，每天看著潮起潮落。平靜時，天水一片藍，偶見幾點孤舟。風起時，巨浪拍岸，聲若悶雷。承洞是高度近視，不會游泳，也不能單獨去海邊巖石間與沙灘上漫步。經我多次動員，由我扶著他，我們一起去海邊散了一次步。以后，我們又在濟南與青島聚會了幾次。淑英每次都同去，她對承洞照顧得很仔細。　

 1986年，我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承洞是全國人大代表。每年兩會同時開會時，我們就約好在人民大會堂進門休息廳的右側見面。這時我已聽到傳聞，他患有腫瘤，又聽說他在手術后，雖用化療，但恢復得很快，他的造血功能很好，白血球增加恢復得很迅速。這以后，我們在北京一起開會的機會就更多了，如每年的院士會議等。我們總是住在一間房子里。每次我都是最多住一個晚上，一起聊聊天。我注意到他睡眠很好，胃口也不錯，可見他的心、腎都很健康。其實，我要求跟他住一屋的真正用心在于我可以住在家里，讓他能得到更好的休息。

1992年，香港大學廖明哲教授邀請承洞偕淑英去港大訪問兩周。那時我正在香港浸會學院訪問，這是我們第二次在海外相聚了。我曾去車站接送他，也陪他玩玩。山東省對他的關懷真讓人羨慕。省里一家公司對他照顧得很好，不僅負責接送，還在北角安排了一個單元給他們夫妻住。在香港寸土如金的地方，有此待遇，恐怕是罕見的。我們還得空在承洞住處自己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飯呢。

1994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在香港召開了一個會議，要我們二人參加，承洞很希望我能去。大概因為事情太多，我未能去。不久，就聽說承洞在香港時，身體欠佳，臉色很黃。其實是有新的腫瘤生成了。回濟南即住院治療，山東省盡了最大努力，在全國遍訪名醫，手術進行了十一個小時，這是他第三次手術。承洞竟奇跡般地康復了，不久他居然又可以來北京開會了。

1997年5月，承洞來北京參加院士會，這之前他的眼睛又成功地動了手術，居然能跟常人的眼睛一樣了。過去開會時，吃飯與走路都要有人照顧一下他的，現在完全可以自理了，而且顯得比平常人更精神一些，朋友們向他表示衷心地祝賀。

不管怎么說，我們都老了。我對承洞說："從1995年65歲開始，我又重操中小學生時代的舊業，練習寫毛筆字，這對修身與健康都有好處。"我給了他幾張我臨摹的字看看，承洞很高興，他說："我也要練字，我們學校有好幾位書法家，我還可以請他們指教呢！"

1997年10月，院士會在北京召開。我接到承洞的電話，他說腰疼大概是骨質增生，不能來了，我也以為是小毛病，沒有在意，只是安慰了他幾句。最后他說："山大編輯了一本碑貼，我已托人寄了一本給你。"以后又來過電話，問我收到了沒有，直到11月10日我收到了，我們還通過電話。而我告訴他，：“報紙已經登了，濟南市給了你一套房子，并配有照片，我們大家都衷心地為你高興啊。”

12月27日上午，所領導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承洞已于凌晨兩點走了，我被這一消息嚇蒙了。頓時語塞，也不相信，一個多月前我們還通過電話。28日才從承洞的弟弟承彪處得到了證實，并得知31日即將火化。他與淑英都不讓我去濟南。我還是買了31日8點去濟南的機票，同行者還有數學會秘書長李文林。

6點多，我們就到機場去等候了，機場有告示，濟南有大霧，航班延期，8點，9點，10點，到11點才有廣播說航班取消了。我們也只能去辦退票手續了。至12點離開機場。第二天清晨接到電話：“后事已辦完，從黨政軍領導到群眾，一千多人向承洞告別，大霧至晚仍未散去。”